在平台发展上处于劣势的资产公司，如果走同业的老路，并购一些小的金融平台来慢慢培育，那么就极有可能永远跟在人家的屁股后面走，最好的结果无非是与其比个平手。
如果说像原来民国和清朝的时候，中国的民间借贷市场超过六个月就被看成是长期债，当然今天在中国也可以发行50年甚至上百年的债券，也不是问题，也还是有人买的。比如太平天国之后，1867年，当时湖南的巡抚刘崐非常愤怒，因为太平天国之前的规则是由户部统一掌握。
金融在历史上，至少从宋代开始就起了很大的作用，热兵器时代之后，作用更大。法国也经历了很多税负负担的增长，但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不管是唐朝还是宋朝，他们面对的农民起义军，武器不对称的程度不高，但是热兵器时代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从开支的数目来看，热兵器时代来到中国以后，对于过去的体制来说形成的挑战很大，暂时没有办法适应过来。辛亥革命胜利，孙中山并没有马上去南京真正接任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而是去了英国和法国借钱。
这样就把开支的不确定性、波动性给大大降低了。到了19世纪和中国接触，还有其他地方继续扩张时带来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香港一直大力发展人民币汇率、利率产品。
在建立场外衍生工具监管机制的过程中，香港金管局设立场外衍生工具交易资料储存库，并于2013年7月启动其报告功能。按市值计算，市场则保持调整态势，由2016年底的15万亿美元下降至13万亿美元，接近2007年的市值水平。香港市场上第一阶段对场外衍生工具交易强制中央清算已于2016年9月启动，其中涉及主要交易商之间订立的标准化IRS工具。香港先后进行多次市场咨询，并已就咨询结果采取相关措施，部分已在实施中。
首先，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将开展大量基建项目，预计中国在参与这些项目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然而，标准化场内工具如债券期货未必能很好匹配中国内地金融机构的独特需求，具体而言，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波动增加，促使更多投资者以利率掉期（即利率互换交易）作对冲用途，银行间市场的利率掉期交易金额大升。
2017年上半年，OTC衍生品市场各类产品总计名义价值（notionalamount）达到542万亿美元，接近一年之前的水平。2009年9月，为反思全球金融危机，应对全球性金融风险，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提出系统的监管改革计划，特别是针对场外衍生品交易，监管者希望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来提高市场交易的透明度，降低场外衍生工具可能造成的系统性风险，严防市场滥用行为。在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推进中，为管理人民币汇率和利率风险而进行的离岸人民币衍生产品交易会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中国内地银行可以通过发行债券等多重方式为这些企业提供外币资金。
结算责任适用于任何金融对手方之间或涉及交易量（按总名义金额计）超过结算限额的非金融对手方之间又或两者之间。在此背景下，中国的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开拓海外和国际业务，外币资产及负债不断增加。2）所有标准化场外衍生工具应通过中央清算对手（CCP）结算在监管新规下为中国内地跨境场外衍生产品交易结算选择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1．场外衍生工具的风险管理规定对中国内地金融机构的主要影响。
而按双边基准计算，风险权重可高达20%或以上，因此需消耗的资本也更高。近年来，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和利率及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人民币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也更加市场化。
《巴塞尔协议Ⅲ》的框架旨在增强对资本及流动资金和风险识别和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并提高个别银行以至整个银行业的稳定性及风险修复能力。场外衍生工具双边交易的风险权重远高于经CCP进行结算的交易，意味着对中国内地交易对手方而言，非中央清算的场外合约的定价明显会较高，因此消耗的资本也更多。
香港交易所则成立了香港场外结算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场外结算公司），于2013年11月开业。特别是场外衍生工具交易缺乏监管，加上本身显著的双边交易的特点，国际主要监管机构在反思危机之后，均认为这是导致市场缺乏透明度和明显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香港交易所的附属公司香港交易所场外结算公司是唯一可接受有香港分行的内地银行成为直接结算会员的境外CCP，欧美的结算所并无此例。通过利用利率互换交易和外汇掉期等具有量身定制条款的场外产品，这些机构得以为它们持有外币资产的到期日进行匹配。香港先后进行多次市场咨询，并已就咨询结果采取相关措施，部分已在实施中。然而，标准化场内工具如债券期货未必能很好匹配中国内地金融机构的独特需求，具体而言，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波动增加，促使更多投资者以利率掉期（即利率互换交易）作对冲用途，银行间市场的利率掉期交易金额大升。
同时，也应该考虑中央清算所是否能够为其提供量身定制的产品和服务。亚洲开发银行一份报告表示，直至2030年，发展亚洲地区将需投资共26万亿美元或每年1.7万亿美元建设基础设施，以维持其增长势头。
1.二十国集团峰会关注场外衍生品交易结算改革。由于许多内地银行在香港已有分行或附属公司，让它们成为香港交易所场外结算公司直接会员，将比委托结算经纪在境外不在同一时区的CCP为它们进行衍生产品交易结算有较高的成本效益。
A．《巴塞尔协议Ⅲ》:资本对风险加权资产比率。具体来看，利率类OTC衍生品总计名义价值上升主要来自于到期日等于或少于1年的合约规模增加，由2016年底的160万亿美元上升至2017年上半年的193万亿美元。
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2017年4月发布的巴塞尔监管框架实施进度报告，欧盟方面的初始保证金规定由2017年2月4日起按交易对手类型分步生效实施，而变动保证金要求则于2017年3月1日起实施。同时，随着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外汇风险增加，中国内地金融机构纷纷通过买卖外汇衍生产品作为对冲，带动境内银行间市场的外汇衍生品交易急剧增长。因此，企业发展国际业务包括进行有效的并购是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具体来说，当时场外衍生工具市场具有缺乏透明度、产品越来越复杂，并且渗透到金融市场内的各个领域等特点，被认为是导致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因素。
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贸易额约为9535.9亿美元，工程合约总额约为1260.3亿美元。《巴塞尔协议Ⅲ》在实施过程中，全球金融机构要遵循更严格的资本规定。
2.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大量基建项目和不断扩大的跨境资金交易使得内地企业管理外币资产风险的需要日益增加。亚洲开发银行预计这一落差通过财政改革可填补40％，通过私营部门可填补60％。
场外衍生工具一般被视为风险资产，其风险权重会因应交易对手的类型而有所不同。3．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的场外衍生产品监管及实施。
再者，中央清算的多边净额结算程序可大大降低保证金要求，这将远低于分别与多方交易对手进行双边结算所需的保证金总额。中国内地银行与境外机构进行场外衍生产品交易，必须通过认可的中央清算对手（CCP）进行中央清算。（作者系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上述双边交易保证金，将会按照通过CCP为这些交易进行结算所收取的初始保证金的较高水平为准。
上述地区的多个受监管衍生工具实体（包括美国的掉期交易商及中国香港的授权机构）必须收取及提供涵盖交易对手的变动保证金。通过合资格中央清算对手（QCCP）结算的场外交易，其风险权重可低至2%~4%。
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进入 巴曙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际监管新规 。此外，时区差异、沟通效率和仓位的保密性等因素也应该在考虑范围之内。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开拓海外和国际业务，外币资产及负债不断增加。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净额结算的身份并不明确，中国内地银行往往无法成为境外CCP的直接结算会员，因此通常是经由身为境外CCP结算会员的结算经纪作为内地银行的代理人进行结算。
